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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授权转载自真实故事计划(ID:zhenshigushi1)

父母从丝绸厂下岗后,经济窘迫,想着法省水省电。一天,在银行行长家做家政的许阿姨说,趁领导不在家,我带你们去洗澡吧。

文/唐晓芙

小时候,我们家经历过一段相当贫穷的时光。

那时妈妈和邻居许阿姨都在外面做钟点工,给人家做饭或者打扫清洁,每两个小时算作一个钟。

妈妈入行不久,接的钟比较零散,而且繁重。经常遇到雇主只点一个钟,但对方指派的工作,妈妈在两个小时里手脚不停也做不完,得白花许多时间去补,直至完工。

相对而言,许阿姨运气要好得多。她遇到一位非常理想的雇主,是个银行行长。行长是外地人,独自住着单位分的套二居。

许阿姨每天早上买完菜,中午11点去给行长做饭,行长吃得简单,只需一荤一素一汤,无论许阿姨做什么他都不挑剔。

逢着星期天,行长吃完饭后会给许阿姨加一个钟,让她打扫卫生。行长独居颇久,爱干净,平时没事就整理案几。许阿姨能做的,无非就是拖拖地擦擦桌子,50平米的清洁,半个小时就能做完。

在钟点工里,如此稳定又轻松的工作,格外让人羡慕。

行长的生活非常规律、忙碌,即便星期天,他也得到银行加班。某个星期天的午后,许阿姨一个人在行长家打扫清洁,完事后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突然萌生一个奇特的想法——把丈夫和女儿带到行长家里来洗澡。

那时我们和许阿姨两家的条件都非常不好,每天生活都必须节约,妈妈和许阿姨每次碰头交流的话题都是如何变着法儿省钱。

为了节约用水,我家水龙头下边随时安置着一口大锅,妈妈一边轻轻地转开水龙头,一边指示我监测着家里的水表。这是个技术活,将水龙头拧到开与关的边缘,让水一滴一滴地流出,并控制水表不转。

这样的话,水管往往会因出水不畅而嗡嗡作响。我们每晚都伴着这样的声音入睡,第二天早上再用滴进锅里的水洗脸漱口。

许阿姨家的情况和我们差不多,虽然她家有淋浴喷头,但无论冬天夏天,她家都是烧水洗澡。因为听着水从淋浴头哗哗地喷洒出来,她会难过得心脏绞痛。

许阿姨把女儿小红和丈夫邓叔叔带到行长家洗过几次澡后,也把我、姐姐和妈妈带了去。

每个周日,我们一起出发去行长家洗澡的队伍齐整又庞大。妈妈和邓叔叔把换洗衣服揣在兜里,分别骑车载着我和小红,姐姐则骑车跟在旁边。一行五人有说有笑地前往目的地,像春游一般。许阿姨早早就给我们留好了门,我们一进门便按顺序去洗澡。

行长家的卫生间暖和又明亮,淋浴头洒出来的水细细密密地淋在身上格外舒服。有时候我会和小红一起洗澡,互相搓背,朝对方泼水,在花洒下尽情玩闹,而不用担心浪费水被家人咒骂。

洗完澡后,我们就坐到客厅沙发上看电视,两位妈妈在洗脏衣服。忙完后,我们一伙人浩浩荡荡地骑车回家。

有次洗完澡,我坐在行长的书桌旁看一本借来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一个陌生男人走进来,我好奇地望着他,揣测着他的身份。他却仿佛没有看到我一样,目不斜视地走到书柜前找了一个文件夹,抽出里面的几页纸就走了。

他穿过在厨房里面面相觑的许阿姨和我妈妈,穿过客厅里坐着的一群头发湿淋淋的人,一句话也没有,甚至一个多余的眼神也没有,仿佛我们全是透明的。

后来我才知道那个男人就是行长。那时不懂为何他要假装没看到我们,直到懂事后我才明白,正因为他的无视,每个人仅存的一点尊严才得以保留。

我不知道要受多少的教育才能成就出这样的涵养,但是长大后的我每次回想起这件事,都会提醒自己要对世界充满善意。

那次以后我们再也没去行长家洗过澡,许阿姨继续在他家做钟点工,直到他调任为止。对于我们这样大失体统的事,他从没跟许阿姨提过一个字。

父母下岗之前,我们家的生活并没有这么窘迫,甚至还是不少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。

丝绸在80年代是我们城市的经济命脉,我父母所在的绸厂在当地盛极一时,当时地委书记的工资都没有我们绸厂中层高。

那是个很大的企业,有自己的食堂、医院、学校、澡堂,甚至连电影院都有。宿舍区和生产区之间隔着1公里的路程,每天早上宿舍区的广播准时响起,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带着一片嘈杂声向生产车间涌去,待广播一停,整个被清空的宿舍区如同死一般沉寂。

每天下了班,工人们三五成群去澡堂洗澡。我们澡堂又大又漂亮,还聘有专业的搓背师傅,也是厂里的正规员工。

工人们得凭厂牌登记进出澡堂,小孩免票。厂外的居民要想来洗,得到处托关系找人借厂牌,许多人都以认识绸厂子弟为荣。

其实绸厂普通员工的工资不算很高,不过福利水准在全市首屈一指。小孩念子弟校无需给钱,家属去厂区医院看病收费低,凡是结婚生子的家庭,厂里还要给补贴买宿舍,甚至在食堂吃饭也是厂里承担大头。这样的条件,放到现在,就是人人艳羡的公务员待遇。

那个时候的绸厂子弟是婚恋市场上的红人。一听说能嫁进绸厂,就能以家属身份解决工作,光这一条就够无数姑娘争先恐后要嫁进来。在人们眼里,能进绸厂,相当于捧着个铁饭碗,旱涝保收,国家还给养老送终。

我爷爷是绸厂的老员工,退休后由我爸爸顶他的班进了绸厂,妈妈和爸爸结婚后,也被安排到厂里的车间工作。姐姐出生后,带着将来顶父母班的使命长大,有一个快乐的童年。

她的心思全没用在学习上,天天和她同龄的小伙伴四处疯玩,偷溜进电影院看电影,去厂区的后花园抓蚂蚱,甚至在课堂上和老师嬉笑着顶嘴。

子弟学校的老师就是住在我们隔壁单元的叔叔阿姨,看着厂里的孩子从小长大,哪里会计较他们的小小叛逆呢。况且这些孩子将来都是要顶父母班进厂工作的,谁管他们成绩好不好。

绸厂的荣光并没有过多地照在我的身上,我在子弟幼儿园上学的时候,厂区的小学和中学因为招生不满停办,厂里的孩子渐渐都去宿舍区外的小学就读。

外面小学的老师非常严格,不认真读书的话会被打手板心。孩子被老师打了,家长还得去赔笑脸,一个劲地夸老师“打得好”。

放假的时候,我也会和小伙伴们在厂区里捉迷藏,现在对那里的唯一印象就是——真大啊。十几个孩子划定个范围躲着,经常有小伙伴躲一下午也没被找到,直到大家把他都忘记。

我们玩得汗流浃背,回家时正好父母带着厂里发放的洗衣粉和肥皂下班回来,他们看见我们浑身脏兮兮,三下五除二把我们衣服捋下来清洗。

关于绸厂,我印象最深的还是90年代初城里举办的“丝绸节”。整个城市的居民无论男女老少,都出门围观,这样万人空巷的场景,在幼小的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浪。

从厂长到员工,我们厂里的每个人都穿着自己生产的丝绸衣裤走在游行队伍中,周围的群众一脸艳羡地欣赏着这个企业所展示出来的昌盛与繁荣。

由于担心人太多,我会被人贩子趁乱抱走,爸爸把我放在他的脖子上,两手高高地举着我。我望着四周乌压压的人群,因自己绸厂子弟的身份,充满自豪。

至今,那次丝绸节的盛况为老一辈人津津乐道。事实上,那个盛大的节日就像末日的狂欢,而我们在歌舞升平的假象中,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完美谢幕。

作者图 | 厂区宿舍楼

席卷全国的下岗潮波及到我们绸厂,是在1997年。在全国人民等着盼着香港回归之际,我们厂里哀鸿一片。

在我们厂一些老员工的组织下,厂里的员工纠集起来拉着横幅喊口号,走上大街去堵路堵桥,派代表去找政府部门谈判,然而都无济于事。大家那些或理智或过激的行为,只是整个下岗史中微不足道的尘埃。

那段时间,爸爸常常和同车间的人一起喝闷酒,每天酩酊大醉才回家,一回来就闹。有一次,他还哭着翻箱倒柜把以前获得的那些技能比赛奖状拿出来,撕得粉碎。

他边哭边大叫:“我兢兢业业工作二十多年,先进都评过这么多次,国家居然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。”他从小在厂里长大,一直被教育着要为厂子奉献一生,现在厂里不要他了,他实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

对比起爸爸的崩溃,我那个半途进厂只求稳定的妈妈显得要冷静得多。她面无表情把爸爸的衣裤、鞋子脱掉,用热水给他擦洗手脚,哄他睡觉。她对绸厂的感情并不深,丢掉工作她不恨国家,只怨我爸爸。

妈妈觉得当初要是不跟爸爸进厂,安安心心跟着裁缝师傅把手艺学出来,我们家也不会落魄至此。这样的话语,她每次和爸爸吵架时都会拿出来说。这事发展到后来,我和姐姐找对象,她还坚决反对我们找同单位的。

“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”这是她在那段动荡岁月里悟出来的最大道理。

时代的脚步走到这里,谁也无法再开历史的倒车。最终,和厂里大多数别无选择的员工一样,爸妈被买断工龄。集体下岗的绸厂员工们整天无所事事,宿舍区的每个公共区域都被聊天打牌的人占据。

记得有次几个小偷来厂里偷自行车,守车棚的大爷一声“抓贼啊”的呼声,整个厂的人全部放下手中的闲事奔出来。大家关门的关门,围堵的围堵,那声势浩大的场面吓得几个小偷直挺挺跪在地上,向四面八方围过来的人磕头告饶。

这样的团结在过去厂子兴旺时期不太常见,然而在那段艰难时期,大家都乐于抱团来寻找存在感。

2004年,他们团结起来一起拒交每户每月3元的垃圾清理费,直到厂里各处的垃圾堆得像小山一样,味道如同乱葬岗。2006年,他们自建了宿舍区的物管中心,对所有进来停车的非小区住户进行高价收费,自定标准,不开发票,挂在嘴上的词语就四个字“爱停不停”。

后来,市里还做出过全市所有小区统一换新水表的安排,出于可以利用老水表省水费等原因,我们厂的人集体耍赖拒不换新表。

社区和水厂的人多次来做工作,只要一踏进小区大门,全厂的人都跑出来围着水厂的工作人员指责。他们想强行开工,厂里上了年龄的老人们就冲上去拉着他们的手抓挠,吓得对方赶紧停下来。

在那两年时间里,全市小区都开始用新水表重新计费交钱,我们厂的所有住户没有一家交过水费。

网络图 | 旧厂房

我曾告诉妈妈,那些钱现在不交将来总是要补的,这样做终归是逃不掉的。我妈妈听完冷笑一声:“你看这个厂子里面下岗后混吃等死的人多了去了,哪里有钱交?你要叫他们交钱他们没有,他们就给你一条命你要不要?”

直到后来,市里找来公安局的特警进行武装力量协助,水厂的工作人员才在特警的保护下给我们厂小区换了新水表。至于那两年欠交的水费,真就算了。

那时我父母才四十来岁,家里有两个孩子,不能像厂里上了年龄的人一样混吃等死。我妈很快适应了角色,跟着隔壁许阿姨去做钟点工,虽说赚钱不多并且很辛苦,但她一直咬牙坚持着。

爸爸却始终转换不了角色,痛苦地沉溺于过去的回忆中。他觉得自己过去是社会地位还不错的绸厂子弟,流水线上的工作能手,下岗太伤面子,他不屑去做一些底层的工作。然而,除了会流水线的操作,他并无其他技能与特长,除了与大批下岗工人竞争做苦力的工作,还能做什么呢?

不过他不这样想。在周围一些人的蛊惑下,他把自己和妈妈买断工龄的钱全部投入股市,幻想着实现他来钱既快又轻松的美梦。现实当然会给他这样的散户以最沉重的打击,使他亏得血本无归。

他没有放弃。自下岗以来,他就再也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,只要一有钱,他就继续往股市里砸。

直到现在,爸爸60来岁,还坚持每天早上起来看电视里的证券分析,等着股市开市,紧紧地盯着电脑里的K线图若有所思。中午吃过饭他午觉都不睡,准时守着电脑等下午股市开市,哪怕没钱买,他过付干瘾也很愉快。

除非是周末,否则到了股市开市时间,他哪里也不去,什么事也不做,作息仍像当年上班一样严谨。

下岗以后,他没有再上过班。他的职业生涯,大概在那些奖状被撕得粉碎的夜晚就彻底完结。

光靠妈妈一个人的收入,我们家过得捉襟见肘,凡事都得节约。好在我小学的时候,身边的人同是绸厂下岗工人的子弟,日子都不好过,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直到上初中,我考出了幼时生活的片区才知道,原来区别还是蛮大的。我在上大学前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,所有的衣服都来自于姐姐和家里亲戚不要的,甚至连表姐不要的丝光袜,妈妈都收回来给了我。

我接到那双丝光袜的时候,袜子的脚跟处已经泛黄,怎么洗都洗不掉,上微机课的时候换拖鞋,还被其他同学嘲笑过我有脚气,离我远远的,无论我怎么给他们解释也没用。

我的灯芯绒裤子也因穿得频率太高,把屁股的地方磨得发白,我们家谁也没发现,倒是同桌告诉我,女孩子年龄大了要注意一些事情,我应该回去换条牛仔裤穿。

我的同桌还告诉了我很多的事情,比如我不应该再穿布内衣了,应该穿带钢圈的内衣,这样跑起步来就不会被男生指指点点了,也不用一直驼背。

她告诉我的那些事情,我妈妈从来没有教过我,我姐姐也没有跟我说过,这让我很感谢她,我们至今都是最好的朋友。

我姐姐高中的时候骤逢父母双双下岗,家里条件一落千丈,再加上自己没好好学习,今后工作也没了着落,性情变得非常暴躁。她常常和父母吵架,怪父母没出息,没能力为自己铺路,又因为她比我懂事早,恰恰处在爱慕虚荣的年纪,在行长家被撞见之后她难堪地不得了,没多久就去了外省打工。

她谈了很多男朋友,最后找了一个她觉得很有钱的男的结婚,婚后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,男方不仅穷还懒,姐姐毅然选择了和他离婚,一个人带着侄儿开始重新审视生活,现在已经有一番不错的事业。

如今,我和姐姐给爸妈在新的小区买了套房,他们把绸厂宿舍卖给了一对从镇上来市区打拼的年轻夫妇。绸厂生产区的地也早已卖了,修起了我们城市如今最贵的楼盘。

有时候我做梦,会梦到过去,梦里面有一段声音始终在脑海盘旋。那时一楼的李叔叔也下了岗,他每天推着个小车,别着个喇叭,满城溜着卖卤鸡蛋。

他走到哪,喇叭的声音便传到哪:“下岗牌专业卤鸡蛋,五角钱一个,味道好得很。”

作者唐晓芙,现为报社编辑

编辑 | 王大鹏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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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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